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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向远大的崇祯如何亡了大明朝

冯梦龙的《燕都日记》中记载,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前,太监曹化淳向崇祯进言:“忠贤若在,时事必不至此。”崇祯听了,“上恻然,传谕收葬忠贤骸首。” 崇祯厚葬魏忠贤的记载没有其他史料支持,应属戏剧家虚构。但崇祯从厌恶阉党到信任太监倒确有其事,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思考王朝兴衰的缘由。

崇祯皇帝一即位就下令诛杀魏忠贤、拒斥阉党,这给当时黑暗腐败的政坛带来些许新鲜空气,也为自己在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士人中赢得令名。崇祯对宦官专权再三戒备,甚至颁布禁令避免宦官交接外廷。但是,这一情形并未持续很久,崇祯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。与我们对“亡国之君”对印象恰恰相反,崇祯颇有志向远大、励精图治的心志,也常常推行各种改革。只是崇祯本人好高骛远、缺乏治国常识,这些改革也往往碰壁。碰壁本应反省,但崇祯并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,也没有官员敢直陈事实。崇祯认为自己事必亲躬,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是官员没有执行自己的命令,而对不执行自己命令的官员,崇祯绝不留情。十七年间,崇祯总共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大学士。这固然可能与朝廷任用的部分(东林党人)官员擅长空谈、治国乏术有关,但崇祯本人处处高压、让人噤若寒蝉,恐怕才是朝中能员、志士不敢请缨的根本原因。

在这个过程里,官员从不能效命、到不肯用命,治国安邦愈发无望。此时,崇祯发现只有宦官才最听话,转而对宦官极度信任,甚至将京畿卫戍之权、监督军队之权都统统交付宦官。宦官和阉党官员果然听话、值得信任,他们对崇祯亦步亦趋、没有半分质疑,让崇祯觉得自己的决策执行起来不打折扣。这些最终导致了崇祯上吊和“十万太监亡大明”的历史悲剧。

崇祯认为,官员不听他的话,是酿成败局的原因。这可以从崇祯皇帝的遗言中看到。崇祯遗言中写道:”朕自登基十有七年,虽朕凉德藐躬,上干天咎,致逆贼直逼京师,然皆诸臣之误朕也。“ 崇祯从不认为自己的改革方向有问题。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,他的“改革方向”有太多执行不了的命令,有能力的、正直的官员感到无所适从,无能的、谄媚的酷吏倒觉得有机可乘。酷吏不管后果,命令执行不了也要用强,自然常常撞南墙。撞墙的次数太多,自然给掌权者带来危机。但越是如此,他就越觉得他的权力还不够大。本来已经有了太大的权力,还要追求更大的权力。从有权力开始,向更大权力挺进,这是掌权者的怪圈。

离不开这个怪圈,就难以逃脱历史悲剧的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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